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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第4页）

〔12〕淮尔特（O．Wilde，18561900年）：通译王尔德，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莎乐美》、《温德米夫人的扇子》等。

〔13〕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8661944年）：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等。

〔14〕戈尔基（18681936年）：通译高尔基，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15〕吴昌硕（18441927年）：名俊卿，浙江安吉人，书画家、篆刻家。

〔16〕林琴南（18521924年）：名纾，号畏庐，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翻译家。他曾经以别人口述，用古文译欧美小说一百七十多种，其中有很多外国文学名著，在清末至“五四”期间影响很大。

〔17〕仿单：介绍商品的性质、用途和用法的说明书。

〔18〕“如夫人”：即小老婆，语出《左传》。

〔19〕南亭亭长：即李宝嘉（18671906年），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我佛山人：即吴沃尧（18661910年），字趼人，广东南海佛山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等。

【精品赏析】

本文最初发表于1925年1月12日的《语丝》周刊第九期，后收入《坟》。文章分为三个章节：一、材料之类；二、形式之类；三、无题之类，以一种论文式的框架展开。内容上也由于这样的分段模式变得脉络分明：“材料之类”谈的是摄影的起源和引入“形式之类”则叙述了摄影在民间的发展，而题目较为含糊的“无题之类”，说的又是摄影与艺术的结合。作者利用这样的分类方式推进，向我们介绍了摄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史。但是，作者并没有摆出摄影史专家、学者们那种充满自信的、实证的、理性的态度，而是以他特有的个性化语言对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进行反讽。整篇文章因为是“任心闲谈”，所以写得从容不迫、收放自如。今天的读者看后或许会有隔世之感，但是，那些颇为轻松搞笑的旧闻趣事，随着阅读的深入，就会越发的沉重，这正是鲁迅随笔的一大特点。例如，第一部分写照相技术最初传入“S城”时，人们对照相技术的种种猜疑和想象。被小城百姓视为“妖术”的照相技术在小城中引发出种种可怕的传言，在今天看来这未免可笑，但这背后反映的却是国人对外来的、新生的事物盲目排斥的思想意识。第二部分通过叙述“S城”在“三十年前就已有照相馆”，而这些最早“光顾照相的人们”照的都是些什么相，进行剖析、议论，揭示出当时存在的民族劣根性。第三部分，作者写到“阔人的照相”，写到梅兰芳的“黛玉葬花”照，进而大发议论：“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而这种装扮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在这里，鲁迅近乎于刻薄地揭示了封建思想压抑下人性的扭曲，以及旧中国陈腐的病态心理。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1〕，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2〕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刊》）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玁狁〔3〕早到过中原，五胡〔4〕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5〕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那里去了?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闩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注解】

〔1〕十番：又称“十番鼓”、“十番锣鼓”，由若干曲牌与锣鼓段连缀而成的一种套曲。流行于福建、江苏、浙江等地。

〔2〕孔丘（前551前479年）：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3〕玁狁：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秦汉时称匈奴。周成王、宣王时都曾和他们有过战争。

〔4〕五胡：历史上对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的合称。

〔5〕张献忠（16061646年）：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精品赏析】

文章作于1925年2月6日，最初发表于同年2月23日的《语丝》周刊第十五期，后收入《坟》。

1924年10月28日，鲁迅曾写了《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意在通过人们对雷锋塔倒塌表现出的欢欣，表达人民反封建的思想和对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事隔不久，鲁迅又写下了这篇《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从新的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述和议论，表达了不要做“奴才式的破坏者”，而要做“革新的破坏者”的思想。

因此，鲁迅强调要破坏，因为“无破坏即无建设”。但中国的破坏，性质又与外国有所不同：外国思想家们是抱着一定社会理想，破坏旧制度是为了建设新世界，他们是“轨道破坏者”，“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而中国的则多是盗寇式的破坏者和奴才式的破坏者，他们与建设无关，前者意在掠夺，后者只不过是要占便宜。而且后者的破坏在中国更普遍更平常，危害性也更大。因为这种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且“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对于这种人，鲁迅直接将其指了出来：“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最后，鲁迅告诫人们要“观人，省己”，绝不要仅看“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即要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同时他还向人们呼唤：“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而鲁迅就正是像他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革新的破坏者”。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1〕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2〕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甸甸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