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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党人的惩办（第1页）

维新党人的惩办

光绪是被囚起来了，康有为在哪儿？

戊戌政变前一日，9月20日，康有为就早早地离开了北京往天津塘沽去也，这是个伸缩自如的地方。第二天政变发生，眼见计划无望，远在塘沽的康有为从从容容地登上了去香港的邮轮，连康广仁都扔下了。

京畿之地一向在风口浪尖，康有为自己是走了，清廷开始捕捉康梁同党，由于李叔同几个月以来对变法超乎寻常的狂热显得太过高调，他也被京津之士传为康梁同党。

19岁的人，做很多事情尚不懂深思熟虑，也就说了两句热血沸腾的话，刻了一块可有可无的印，很可能他自己都说不清维新到底是什么、要把这个国家维成什么样子，就被算进了维新党人，遭此祸患。我们太喜欢用主义跟派别给人戴帽子了，哪怕是今天也有不少人为彰显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的胆识把李叔同算到维新人士里面去，用的是跟清政府一样的逻辑。

当时有很多人自称支持维新，但真正能跟康梁扯上关系的没几个，大都是看热闹的。作为一介草民，李叔同甚至不知道清廷内部在这三个月内发生了什么事。李叔同当年19岁，放到现在也就是上大学的年纪，充其量就是个关心国事敢于并有条件改变自身的热血青年，主义党派之说太不靠谱。

但是这场灾难真的大到让李叔同不得不避祸上海的地步吗？我们总以为戊戌变法死了不少人，其实如果查看戊戌政变所查处的党人名单的话，就会发现除了戊戌六君子是被不加审讯就杀害之外，抓住的大多数党人都未受血光之灾。

挑头的康梁二人是抄拿全家，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并未遭到抄家之灾。其他大部分人严重的就是革职流放，要么就是革职永不叙用或者下狱，这些人要么当时保举康梁等人，要么有实打实的宣传维新的行为。就连康有为的邻居（上海译书局工人）这种不幸被牵连的人被捕后审讯一番后，看看没多大问题也就放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戊戌变法在慈禧那里不是政治主张的问题，在她心中已经上升为夺权行为了，她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光绪竟要派人抓自己。抓康有为的名目是“谋围颐和园，劫刺皇太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抓获的维新党人受到上述的惩办不得不说实在是太轻了。

举几个戊戌政变中惩办算是很严重的例子。首先就是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至于别的，李端棻，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级学校，密荐康有为、谭嗣同，“革职遣戍新疆”[5]。陈宝箴（湖南巡抚）、陈三立（陈寅恪、陈衡恪之父）父子二人，一个在湖南推行新政，一个“招引奸邪”[6]，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办。后来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当时是翰林院庶吉士，帮助陈宝箴实行新政，被革职永不叙用并圈禁在家。这些都是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改变了一省一地民风的政治人物，也并未受到株连并未判死。

那么只刻了一块印章，半点惊天动地的事也没做的李叔同跑什么跑啊？就算他带着妻母逃走，桐达李家这么大个招牌放到那里是能逃得走的吗？就算逃，是该逃到上海吗？别忘了康有为当时逃跑的时候可是从李叔同的老家天津登船逃跑的，从天津选海路逃到中国香港、日本等地是多么方便的一件事。李叔同带老母少妻迁往上海这件事，现在看来，真是逃难不像逃难、出游不像出游的。

放到当时的情形下，我们多少该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态为李叔同着想，毕竟下令抓维新党人的时候没人知道会怎么惩办这些人，企图夺权这种事情听起来也挺吓人的。但笔者用自己的心理揣度李叔同当时的想法时，觉得他在得知自己被算到维新党人里面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丝快感在内。一是会有期待的政治参与感在内，尽管这种参与感并未表现为直接参与，而不幸地表现为被追捕；二是当受迫害幻想症一旦在某种意义上得以实现，虽接连而来的是自己一再担心的迫害，但也会有怀疑被证实了的成就感在内。

20岁左右关心政治的青年，都或多或少地有受迫害幻想症，反对当局反对得越厉害，心里就绝对不会没有想过自己受迫害的时候。李叔同在逃往上海的路途中想得最多的一定不是自己真冤枉，而是——这个如同一头不堪重负行将衰亡的老牛一样的国家啊，他的诗把这个想法暴露得一览无余。而自己被当作维新党人追捕并不得不逃走这个事实也印证了他认为的现状的糟烂。再加上上海是新文化繁荣昌盛、西方文明早早冲击之地，人才兴盛物品云集，这对一个19岁、渴望走更远的道路、见识更多有趣的人、了解更多知识的少年来说是多大一个**啊。于是，清廷拿着搜索维新党人的长矛随便往天上一比划，李叔同就立刻反应强烈地带着老母少妻逃往上海去也。

[1]李东阳［明］：《重建三官庙碑记》。

[2]《清史稿·食货志四·盐法》。

[3]民国文林：《细说民国大文人3：那些文学大师们》，现代出版社，2011年1月。

[4]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年2月。

[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12月。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12月。